公元年，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工作已经两个月的王世襄等人被紧急电召回京，火车一到站他们便被早已等候的卡车拉进了故宫博物院，并要求所有人员暂住院中不得回家。面对如此紧急的紧张气氛，长途跋涉的王世襄等人暂住院中的那一夜是否还能安睡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第二天凌晨全院人员被分作两组送往东岳庙和白云观两处，开始了一场以反贪污、反盗窃和反浪费为主题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学习。
名为学习，实际上就是要求从旧政府过来的他们向“打虎英雄”彻底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而在“交待”前面还应该加上“勒令”这一前缀词，因为“打虎英雄”对待他们所采取的审查方式，是一种带有战术色彩的“疲劳轰炸”，也就是不许解释不准分辨夜以继日地突击审查。
关于王世襄这位“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带有诸多问题的“大老虎”，不仅成为“打虎英雄”突击审查的重中之重，而且还被单独监禁一室接受十多名“打虎英雄”的轮番“轰炸”。“打虎英雄”们审查王世襄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你是坐飞机来的接收大员，专职就是文物。连副代表都没有来，有这样的好机会，哪能不伸手捞一把，所以我敢百分之百地断定你有盗宝行为”！另有一位“打虎英雄”则说：“你在短短两年内收回七批文物，还从东京运回善本书。如果你没有好处，岂肯如此日夜操劳，尽心尽力？！”
面对“打虎英雄”们这一极为荒唐的审查逻辑，王世襄本想从自己出身几代清廉官宦之家，对文物和艺术无比热爱的心理出发，将自己身许故宫博物院并立志要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理想，以及在朱桂老的指导和策划下如何追回国宝等经历，一一详细如实地向“打虎英雄”们进行交待，没想到王世襄刚解释了几句，便被一位“打虎英雄”喝令停止，并声色俱厉地大声训斥道：“你的花言巧语骗不了我们，只能增加你的罪行！”另一位“打虎英雄”则说：“朱桂老是什么人？你老提他，把他的名字写给我看看。”而当王世襄工整地写下“朱桂辛，名启钤”几个字时，那位“打虎英雄”竟然说：“什么‘桂’呀，‘铃’呀（把‘钤’读成‘铃’），是个旦角演员吧？”
对于“打虎英雄”们如此的粗俗无知，王世襄明白他的任何解释都毫无用处，于是干脆一言不发了。既然你王世襄如此“顽固不化”，“打虎英雄”们更是认定他犯有极为严重的盗宝罪，所以用力拍打桌子等威胁恐吓手段都一一使用上了，可王世襄却交待不出一件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事。
王世襄本人交待不出问题，本来就让“打虎英雄”们恼火，可他还“阻挠”别人“交待”问题，这让“打虎英雄”们更加大动肝火，决定“判处”王世襄死刑并宣布立即执行枪决。
对此，王世襄后来曾这样回忆说：
“故宫同事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喜欢收集丝织刺绣小品，如荷包、烟囊、扇套、经板等。此类之物并不值钱，古玩店不收，只有挂货铺、晓市和街头地摊才有。我有时遇见他买这些物品。运动中他被逼得无奈，只好把买的东西送呈队部，声称都是偷故宫的，立即收到表扬。我因受毛主席的教导，坚信事事必须‘实事求是’，既然确知那些小件都是李连镗花钱买的，不是偷故宫的，就认为该实话实说，不能弄虚作假。何况‘三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如人人以假乱真，真盗宝犯岂不反能蒙混过关。我认为说明真相实有必要，因此到队部说明此事。不料第二天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我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大殿前神道正中摆一张桌子，设宣判者席，命我跪在神道正中方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宣布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拒不交待，还破坏他人交待，罪不容诛。批斗时千人高喊口号，声震殿瓦。对这从未见过的阵势，未免有些恐慌。随即宣布已呈报上级，批示后，立即枪决。我不了解国家刑法，真以为末日已至。此时曾一度萌自杀之念，觉得被人枪毙还不如自己上吊。”
而经过一夜辗转反侧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世襄觉得“倘为了如实汇报而被处死，官方必将承担误判之最，被批斗者自杀，不仅白死，还犯了‘自绝于人民’之罪，故万万不可”！当然，“打虎英雄”们所采取的这一招，并非真的要将王世襄枪毙了事，而是希望通过这声势巨大的威胁恐吓让他彻底交待自己所犯“罪行”。不料，王世襄既然已经抱定了绝对不能自杀之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以致后来即便是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污蔑，他也表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
不过，“打虎英雄”们认为既然你王世襄如此地“顽固不化”，便转而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那就是想从通过寻找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来打开王世襄这块坚固堡垒的缺口，但是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又失算了，那就是他们认为王世襄经过这次“审判”应该变得聪明些，会作为院长亲信揭发马衡盗宝行为而减轻自己的“罪行”，而由此“打虎英雄”们相信这也必将最终牵连出你王世襄自身的盗宝行为。
然而，“打虎英雄”们这一自以为高妙之计，却被王世襄的“揭发”愚弄了。对此，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道：
“他们先逼问马院长如何指使我为他盗宝并设法潜移院外。我说：‘绝对没有。’又追问马院长可曾指使我拿文物给他。我说这倒有过。他们一时兴奋起来，问：‘你给他拿的是什么文物？’我说：‘宋代名画。’他们更兴奋了，又问：‘随后又怎样？’我说院长命我送往陈列室展出。”可以想见，王世襄这一“开玩笑”式的“供述”，实在让这些“打虎英雄”们气急败坏，而王世襄却坦然回应说：“不是开玩笑，是实施，而且是你们要我讲的。”
荒唐时代自然容易产生荒唐事情，而且层出不穷的荒唐事情实在是引人发笑也让人深思。对此，王世襄就曾回忆了这样一件可笑之事：
“当时和我同关在东岳庙的有金毓鋆先生，满清宗室，北洋政府时期曾在驻挪威使馆任职，年逾六旬，是一位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因对古玉有研究，受聘故宫而卷入运动。他受不了无休止的逼迫，只好胡编乱造，说偷了若干件玉器。经查明故宫没有此物，打虎英雄们认为他用假交待来掩盖真盗窃，斗得更狠。和金老关在一室的有科员张宗良，是个真盗窃犯。因交代材料都核对属实，并从家中起出赃物，所以受到表扬，命他仔细回忆，继续交待。金老看在眼里，十分气愤，认为太不公平：小张真偷了，反倒有静坐思考、喝茶抽烟的时候；我清清白白，竟整天挨斗，真是岂有此理！受审者每次去厕所都有人跟随，以防串供。一天张宗良在前，金老在后。事有凑巧，尾随者失职，没有跟上。金老加紧几步，小声地对张说：‘二哥！二哥！（实际上金老比张大二十多岁。）救救我吧，把您经手（此二字妙）的匀我两件好交代，要不实在活不了了！今后如能活着出去一定好好请请您！’”
可以想见，金老殷切诚恳所求匀者并非什么珍贵之物而是贼赃，这种荒唐之极的事情非在那个荒唐时代岂能产生？举此一例别无他意，只想说明王世襄在那种非常时候竟然敢对“打虎英雄”们开以上之玩笑，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果然，东岳庙四个月“学习”结束后大多数人员都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即便是真有盗宝行为但交待彻底坦白者也依然留用，而“拒不交代”的王世襄在回到家中仅仅两天之后，便接到派出所要求他前往问话的通知，当他心怀忐忑地一迈进派出所大门便被铐上手铐，随后雇了三辆三轮车直接押送到了前门内路东那朱红大门的公安局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个月的铁窗生涯。
初进监狱，王世襄便不叫王世襄，而叫38号，每当听到这一吆喝，他都必须高声答“有”，否则遭到呵斥可能算是客气的了。在看守所的10个月里，王世襄“享受”了犯人应有的一切“待遇”，比如手铐脚镣等。至于沿袭千年在牢房尽端放置尿桶的旧制，王世襄初入牢房也必须按规定将铺盖放在靠近尿桶处，只有等到进入新一号犯人时才能挪移一个铺位，一个多月后他渐渐离开了那散发着刺鼻臊腥味的尿桶，但是同处一室那气味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监狱生活免不了要接受一次次的审讯，负责审讯王世襄的是一位年过半辈的“老班长”，审讯态度不似“打虎英雄”那样粗暴，每次都只是问一些问题，并将沉重的手铐脚镣去掉。除了接受审讯之外，王世襄和所有犯人一样还要参加一些必要的改造性劳动，比如糊火柴盒等。这样的劳动虽然并不劳累，但是早晚两餐窝头咸菜的生活，依然使身强力壮的王世襄逐渐感到乏力。
10个月后，当王世襄出狱时竟然步履踉跄，还未走出监狱大门就已气喘吁吁了，医院一检查身体才明白，原来在监狱里由于是众多犯人同吃一盆饭菜，使他传染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伴随结核病而来的，当然还有公安局发给王世襄“取保释放”的通知，以及随后国家文物局发给他上面写有“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内容的一纸冷冰冰公文。那么，拖着严重结核性肋膜炎病躯的王世襄将何去何从，他奉献故宫博物院并立志强馆的梦想还能够实现吗？
其实，“三反”运动过后王世襄还是有机会重返故宫博物院的，这不仅因为那位飞扬跋扈的刘耀山已被调离，器重他的院长马衡虽因肺癌而抑郁逝去，但是接替院长之职的是吴仲超先生。
这位极为爱惜人才的院长吴仲超，上任不久便通过文化部领导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协商，想将已经就任该所副研究员的王世襄重新调回故宫博物院，但是时任该所所长杨荫浏和副所长李元庆两人都没有同意，而当征求王世襄本人意见时，对故宫博物院仍然心有余悸的王世襄也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此事就此搁浅。既然不能将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院长吴仲超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那就是于公元年先后聘请王世襄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希望他每周能到故宫博物院协助工作一两次，为此还专门在御花园西南角为王世襄设置公办室及午休床榻。
此后半年间，王世襄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加过几次会议和文物鉴定工作，但是不久又因被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划为“右派”，便再也不宜到故宫博物院参加这类工作了。时间到了公元年，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的王世襄虽然“归队”来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并再次被故宫博物院聘任为“非文物审查委员会委员”，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就此王世襄彻底脱离了他魂牵梦萦的故宫博物院，他的强馆之梦也终究成为一梦而已。
莫须有，是南宋奸臣秦桧等人陷害民族英雄岳飞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多年来一直与岳飞冤案相伴，今天有人将此与王世襄在“三反”等运动中遭受冤屈相比较，其实细究“莫须有”这三字的含义，是指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意思，而王世襄是被查明确实没有者，故使用这样一个词汇似有不妥。妥与不妥，反正王世襄在遭受长达14个月“莫须有”的审查和监禁之后，已经是身染重病并被逐出了他矢志为之奉献的故宫博物院，而不得不自谋出路了。
荣获度“中国好书”窦忠如，字子徽，号嘉山，斋号谦润，安徽滁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好书奖、中国影响力图书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的获得者，“中国最具独立精神和践行能力的学者型青年传记文学作家”（陈建功）。著有《王国维传》《梁思成传》《罗哲文传》、《奇士王世襄》《世间绝唱——梁思成与林徽因》等数十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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