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沙渡，位于苏州河南侧，在十九世纪中叶还是荒僻之地。上海开埠后，苏州河航运更为兴盛，两岸建起石岸，集市、村落与渡口逐渐增多。一八九九年，小沙渡地区被划为公共租界，外商和中国民族实业家利用苏州河水运方便，纷纷在此兴建工厂、仓库，增设船埠码头，开办商店，辟筑道路，形成有名的以棉纺业为主的老工业区。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又有近20家在沪西小沙渡一带。
潭子湾与小沙渡隔苏州河相望，原为华界义冢地，坟头林立，杂草丛生。随着苏州河南岸大批建厂，北岸的潭子湾上逐渐搭建起茅草棚，形成工人居住的贫民区。邓中夏、刘华、杨之华等上海大学师生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就设立在潭子湾三德里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里，平房前面有一块空地，俗称潭子湾荒场，被沪西工友俱乐部用作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刚过了旧历年没几天，凌晨五点多，天黑如锅底，朔风小刀似地呜呜刮着。小沙渡地区的纱厂已经开工了，机器轰响，灯火通明。这些纱厂属于一个名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内外棉于一九一一年就来华兴办纱厂了，在日本、青岛、上海共有十五个厂，其中十一个在上海小沙渡。凭借着中日《马关条约》获得不平等的最惠国待遇特权和中国廉价原料、廉价劳动、优惠税率等条件，“内外棉”这时已经发展成为日商在华最大的纺织集团。
此时，在内外棉八厂，一位女童工已经做了一轮夜班，支不住，歪在厂区角落里睡着了。这些厂平时对于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听话就非打即骂，惨无人道。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也很少，最少的只有两百余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的“储蓄费”，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赏”；然而差不多每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赏”也是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稍有不是，非打即骂，扣罚工资，甚至于有些厂里工人的大小便都要受资本家限制：大小便必须领取“厕牌”，工人共有三四千，而厕牌只有两块。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用他们来替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使剥削而不受反抗……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之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住的房子是三四间小屋，吃的是喂猪的食料。
日本领班很快就发现了睡着的女童工，立即把她从梦中打醒过来，当她的姐姐上前哀求阻止时，领班又连姐姐一起殴打。同厂粗纱车间的男工实在看不下去，向厂方抗议，遭到厂长遛宅清一郎呵斥。
之后，为了弹压“不听话的人”，厂方索性借机开除男工五十名。消息传到内外棉株式会社所属的第七厂，以勤杂工身份在这里秘密组建了工会和党组织的刘华立刻敏锐捕捉到了空气中的稍纵即逝的电火花。他立刻与中共沪西支部负责人、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孙良惠等一起，赶去向中共上海地委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当日，在潭子湾三德里“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与会者有李立隼、刘华、孙良惠、项英等人。会上决定成立罢工指挥机构“罢工委员会”，邓中夏被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会上还讨论了罢工条件、行动步骤，要求全市党员紧急行动起来，参与各纱厂的罢工领导，并号召上海全体党员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为了在经济上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邓中夏在会上提出须等工人领到工资后再正式宣布罢工。
于是，二月四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刘贯之、刘华等人，代表内外棉八厂工人，向日本厂方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反对无故辞退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六项要求。毫无悬念，日本厂方拒绝了工人代表的要求，内外棉八厂的工人不但没有领到工资，带头的六名工人周保之、仇玉福等还被押送会审公廨。二月七日，日本领事值堂“陪审”，公廨判一工人拘禁三星期，训斥其余五人。这个判决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二月九日，邓中夏与李立三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趁此机会，先由内外棉八厂工人首先发难，实行罢工，再由各厂紧接着举行声援罢工。会上成立罢工总指挥部，下设书记处和联络处，负责文书、宣传、新闻、印刷、交通和对外联络等项工作。为了保护罢工领导人和维护罢工秩序，还决定成立罢工护卫团和纠察队。
二月九日下午四时，内外棉八厂工人正式宣布罢工。随后，内外棉五厂、七厂、十二厂的工人纷纷举行声援罢工。上万工人一同关闭机器、大呼“摇班啦”，高举横幅，冲出厂门，按照“罢工委员会”的要求，乘坐工人俱乐部准备在岸边的摆渡船，过苏州河摆渡到潭子湾（那是公共租界范围之外，日本人不能直接干涉）聚集，罢工声浪，直冲云天。一小时后，上述各厂夜班工人得知罢工消息后，也纷纷前往。会上宣布成立纱厂工会，刘华为工会领袖。共产党领导上海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的序幕由此拉开，是日晚，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十四厂等厂的工人也相继宣布罢工。
领导罢工的骨干邓中夏、刘华、杨之华等原本就是上海大学的师生。罢工中，上海大学有上百名男女学生参加了这一工作，有一部分人去做联络、募捐等工作，另一些人拜访工人家属，说明罢工的意义以及写标语和传单等。
邓中夏与李立召找刘华、孙良惠、刘贯之、杨之华等参加潭子湾罢工工人集会。邓中夏化名邓忠，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工人一致团结，坚持罢工到底就会迎来胜利。工人有了纱厂工会这个自己的组织，都很兴奋。会后，刘华同工人领袖们在茅屋办公。上海有许多团体，比如学联、商界联合会、国民会议促进会、救济会等，组织了后援会前来援助，带来了募捐款，派代表来慰问，荒芜冷僻的潭子湾顿时热闹起来。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大罢工的指挥部，每天都有工人群众在集会，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进步师生轮流演讲，散发传单、宣言和快报，鼓动大家团结一致，罢工到底。
这一年的早春，气候格外严酷，每天不是冻雨就是冰雪。更严酷的是警察的镇压、资本家的利诱、谣言的威胁……共同考验着这支荒场上的孤军。
每天，杨之华回到住处，来不及换下工人服，便向瞿秋白谈及这一天的工作进展。二月十一日，瞿秋白提笔撰写《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一文，文中写道：“二月九日小沙渡的日本纱厂里二万多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了。中国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应当从此更深入更扩大起来了。”
到二月十二日，罢工的厂家已达二十二个，罢工工人总人数增至四万多人，形成了二月大罢工的高潮。《国际歌》雷鸣般的旋律，洒向了工厂，洒向了旷地，在四万多颗粗砺结茧的心灵里引起了毕生所未曾有过的共鸣。
本文选自《上海早晨》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五卅运动策源地——上海大学的历史，用纪实文学手法和生动通俗的语言，描述了上海大学这座“红色学府”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在中国革命开端年代的起起伏伏；再现了上海大学师生在五卅运动中谱写的悲壮序曲，留下“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令人热血澎拜的红色记忆。吴越，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新闻学硕士。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编辑，业余从事文学评论与非虚构写作。曾任《文汇报》首席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及多次上海新闻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编辑奖。《萌芽》年5月刊点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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