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十年（年），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视察团的一员到中国各地考察，他的中国之旅，充满波折，从东京出发，就因感冒滞留大阪。抵达上海后，患干性肋膜炎，此后三周入住上海里见病院。病愈后下江南，一路游览了杭州、苏州、扬州、南京和芜湖，然后溯江而上至汉口，游洞庭，访长沙，寻访了庐山、西湖、黄鹤楼、金山寺等名胜古迹，拜谒了“钱塘第一名伎”苏小小的墓塚。后经郑州、洛阳、龙门前往北京，从朝鲜回国。被疾病困扰的芥川并没有笔下留情，他对中国的名人和胜景留下“恶评。他颇有中国文化修养，通过日文译本阅读《水浒传》、《西游记》、《新齐谐》、《三国志》、《剪灯新话》及其大量汉诗文，他的历史小说善于从中国古典文学取材，诸如《聊斋志异》、《剪灯新话》、《两汉通俗演义》、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杜子春》等传奇志怪故事，不知不觉脑中勾勒出“文明古国”幻相，然而这一切被现实的具体而微击碎，当时中日的国运此消彼长，受眼前腐败堕落的景象刺激，他的“中国情趣”也变得滑稽不堪。他在来华之前，很多作品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取材创作的，回去之后则大幅减少，这趟旅行对他的价值观艺术馆冲击不小。在《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小说里，中国以及国民形象不再是传统古典风格的，而是更加贴近现实。他评价辜鸿铭有一张“酷似蝙蝠的脸”，留一条“灰白的长辫”；章炳麟“那个突兀高耸的额头，直令人觉得会否长了个瘤”。一路上他开启了“口炮”模式，上海某种程度就是西洋的，显得不伦不类，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并非西洋的就意味着进步，对于公共公园（现黄浦公园），不给中国人进，只开放给外国人，芥川也对此更是嘲讽：“极尽了命名之妙”。上海外滩一瞥：日本人眼中的“魔都”西湖“不如说近似于发过大水之后的一片水田”；“苏州的园林的确没什么值得敬服之处”，苏州寒山寺是年重建的；在芥川看来，“大殿钟楼的外部都涂上一层红色，俗气不堪”。到了南京，这座古都的荒凉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中国古人说的“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美丽风景已见不到，秦楼楚馆犹在，然而都“无非是俗臭纷纷之柳桥（东京浅草区隅田川西一带的花柳街）”；“芜湖真是一个无聊的地方”；“长沙是伤寒和疟疾横行的城市”……作为一位善于刻画人性、反映现实的作家，他对混乱、凋敝的近代中国有着极为敏锐的感触，眼光不可谓不犀利透彻，评述不可谓不辛辣深刻。比如去湖心亭，一个男人竟公然往荷花池里里小便——被称作“野鸡”的妓女。她们看到日本人，叫着几句简单的日语，例如“阿娜达（亲爱的）”、“撒一勾（跟我来）”之类的。讽刺的是，“撒一勾”原是日俄战争时，日军抓到中国女人将她们带到附近高粱地时的叫嚷——蹲着的卖花老妇，她的篮子被骄横的美国水兵一脚踩翻了，水兵视若无睹扬长而去，老妇竟连一声抗议都没有。芥川同情心大起，走过去送给她一些钱。可她并没有表示感谢，反而紧追上来，缠住芥川要求给更多的钱。在经过狮子山脚下的一个荒村时，扔给了一个乞丐一分钱，惹得全村的小孩子和女人们把我的驴子团团围住，一个个都伸长了手向我要钱，这个场面真叫我难以招架——最令人瞠目的是一幕是：《玉堂春》演罢，芥川尾随戏曲名角“绿牡丹”，见那舞台上俊俏的小娘子，近看只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很肉感的高个儿男青年，寒暄几句，“略一偏过头去，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这个擤鼻涕的美丽的苏三，芥川所记有误，应该是“白牡丹”荀慧生先生。芥川的“毒舌”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不由得让我想到鲁迅，诸如“不卫生”、“无礼”、“麻木绝望”，同样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不过鲁迅的笔雄浑有力，芥川的字里行间弥漫着阴沉、忧郁的气质。鲁迅还给人以“绝望之于希望”，芥川则是彻头彻尾的绝望。芥川对衰落的中国充满失望，他对荒颓破旧缺乏修缮的古迹和园林叹息；对满目疮痍的“精神故乡”感到沮丧。苏州城外虎丘在《江南游记》写道：“远处走来一位身着华丽的条纹西装、佩戴着紫水晶领夹的时髦中国人，忽而，这边款款而行的却是一位戴着银手镯、迈着三寸金莲的旧式贵妇。《金瓶梅》里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谷十……在这些人群中，有几位那样的豪杰也不奇怪。但是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一类的人物，在这里却毫无踪影。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在《长江游记》他开始批判文化现状，本来对传统历史文化崇敬的他，从先进的美丽的日本，踏入内忧外患，国民素质低下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巨大落差。“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的一介游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年代的日本时尚女性大正时代的女性戴着年代流行的钟形帽，梳着与帽子相适应的波波头，十分时尚。他在记录自己眼中的事实，虽然有高蹈带有色眼镜之嫌，这些激烈的批判之词，会令国人不满，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芥川的文明批判，不是单为了指涉中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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