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篇旧文，原文发表在《传记文学》年第12期上。现在之所以重新晒出来，是因为最近在益阳召开了叶紫研究座谈会，旧文新贴，就是为了配合此次座谈会。此外，家父前阵子从北京回益阳，竟然在旧屋里找出了文中提到的汤咏兰老人，即叶紫的遗孀，多年前写给父亲的几封书信；还有文中提到的另一位人物，即叶紫的堂弟余昭望先生，他当年写给我父亲的书信之多，足有近百封。可见，我父亲过去与他们来往频繁的程度。尤其是余昭望先生，在信中多次提及我和姐姐，问到我们的学习状况，还有我的身体情况（少时曾摔断过一次腿），令我今天看来，仍感觉十分温暖。睹物思人，看到这些旧物，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于是，便把这篇旧文再次发出来，以示纪念。
叶紫故居，座落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新茶坊村余家垸。
我跟叶紫有个约会
杨卫/文
前不久，我在北京东四的中国书店，淘到一本叶紫的旧版散文集。这是时隔近三十年之后，我与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左翼作家，再次通过文字谋面，不禁产生了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怅然。许多往事，伴着叶紫笔下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言幡然浮现，仿佛又使我回到了多年以前。
说起来，我和叶紫还沾了点亲，不过是远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叶紫原名余昭明，他姐姐余裕春嫁给了我外公的一个族兄，算起来，跟我早就是出了“五服”，属于刘姥姥和贾府的关系。可尽管论亲戚，我们隔得比较远，但因为余裕春和我外公彼此是邻居，同住一个湾里（湖南益阳乡下地名的俗称，同北方的村庄）。所以，远亲加近邻，也还是鱼水一家人。在我小的时候，余裕春老人还健在，每次母亲带我回乡下，总能看见她老人家。那时候，余裕春老人就已经有八九十岁了，不过，却丝毫没有老人的耄乱，不仅穿着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而且还用墨水染发，用粉笔涂脸。她的这种仪容仪表，在那个贫寒的年代，与乡下的穷苦与邋遢，判若云泥，也给我儿时的记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余裕春的身世，更不清楚她还有一个叫“叶紫”的作家弟弟，只知道她是一位我母亲的族亲中，极为高寿的长者，跟我早已死去的外公，属于一个辈份。多年以后，当我读到一些关于叶紫的介绍，才逐渐了解余裕春一家，知晓了他们一家人不同寻常的经历。
余裕春老人生于年，他们家有姊妹三个，在她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叫余也民，比余裕春小十三岁；弟弟余昭明，就是后来蜚声左翼文坛的作家叶紫。叶紫生于年，比余裕春小了整整十四岁，是家中老小，也是家中的独子。他们的祖先，原本是清初从江西流浪到湖南的破产农民，因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又仗着洞庭湖畔的肥沃土地，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到他们祖父那一代，便已经是温饱有余的小康人家了。二十世纪初，他们的祖父余宗祥，总结以往的生活经验，开始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读书，并鼓励兄弟几个离开土地，到外面去发展。这样，到了余裕春和叶紫他们出生的时候，余家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了。
他们的父亲余达才，曾在华容县的水乡教过私塾，也到外面做过生意，甚至还远赴湘西当过一阵子县长。而他们的母亲刘氏，则是出身于华容县的一个私塾家庭，有着良好的教养。日益发达起来的余达才，一方面秉承父意，另一方面受妻子刘氏家族的影响，更是再接再厉，继续鼓励子女们读书，并响应时代号召，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为此，余达才不惜辞去在外面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老家不远的兰溪镇，支起一摊买卖，来供养三姊妹读书。正是在父母的大力支持和激励之下，余氏三姊妹均都掷身到了新文化的滚滚洪流中。
年，北伐军进军湖南，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让思想活跃的俞家上下，也开始蠢蠢欲动，似乎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来临。于是，叶紫的四叔，也是他们家族之中，最为激进的新派人物余璜，很快就在长沙参加了革命，旋即又回乡发动农民运动，成了益阳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领袖人物。受余璜的影响和带领，叶紫的父亲余达才，二叔余寅宾，以及大姐余裕春和二姐余也民，也都纷纷“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分别在农民协会和女子联合会担任要职，成了益阳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叶紫虽然早在年秋，就考上了长沙油铺街的华中美术学校，家乡闹革命时，他在省城读书，并没能奔赴家乡参加农运，但也受到这个大时代的感召，于年底离开华中美术学校，投笔从戎，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那是叶紫一家最为鼎盛的时期，用叶紫的话说，他们这一家人都是“在一个蔟新世界的洪流激荡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叶紫一家投身时代洪流，在大革命的舞台上，唱演着可歌可泣的时代壮剧时，风云突变。继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年5月，长沙也策动了“马日事变”。这导致湖南各县的团防武装，卷土重来，大肆屠杀农民运动领袖和革命者。同年6月，叶紫的父亲余达才和二姐余也民，相继在益阳的城中心大码头，遭到县挨户团防总局的捕杀；母亲刘氏因被迫“陪斩”，而精神失常；大姐余裕春女扮男装，东躲西藏，后来多亏其丈夫家，也就是我外公这边的曹姓族长和乡亲们保护，才幸免于难；二叔余寅宾，带领全家老幼十余口夤夜驾渔船出逃，改名换姓，匿居他乡多年，直至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到故里；四叔余璜，率农民自卫军数次打退团防武装的进攻，后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只好与妻子郭雄，领残部撤退到洪湖一带继续战斗，却也在年的一次突围中，双双牺牲。而就在二叔余寅宾一家出逃，和叶紫后来流亡的这十年当中，叶紫祖母叶氏、寅宾妻徐氏、余璜前妻李氏及其五个子女，都先后或是病死、或是俄死、或是淹死。倾刻间，一个日益兴旺的家族，就这样坍塌下来，化为了一堆破碎的瓦砾。
也许是不忍揭开心里的那块伤疤，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余裕春老人很少跟人提及。所以，她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一直是一个谜团，我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这个老太太有些异乎寻常，不仅是仪容仪表与众不同，还有她家门框上，悬挂的那块烈士家属牌，也似乎在不断暗示我，她是我母亲那个家族中，不同凡响的人物。多年以后，当我遭遇叶紫，心里的谜团，才逐渐解开。
原来，余裕春隐匿曹家，躲过一劫。此事，当时的叶紫并不知晓，他只是在武汉惊悉噩耗，知道了家乡的这些变故。于是，连忙潜回益阳老家，但却为时已晚，父亲与二姐，早就被屠杀了，大姐和其他亲人，也都不知去向，家中只留下一个神志不清的母亲，孤灯为伴。这让叶紫悲痛欲绝，感到了世界末日的降临，一个原本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他心中，骤然间土崩瓦解了。用叶紫自己的话说：“像一个刚刚学飞的雏雁，被人家从半空中击落了下来”（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其实，叶紫自己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他作为余达才唯一的儿子，早就被列为了重点抓捕对象。幸得县城中的未婚妻汤咏兰和岳父汤汉卿的掩护，将叶紫改名汤宠，他才瞒天过海，乔装打扮后，得以逃出虎口。此后的叶紫，有家不能回，只好浪迹于江湖，漂泊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为了报仇雪恨，他学过佛道，当过士兵；为了活下去，他讨过饭，卖过苦力。在磨难中成长，在坎坷中成熟，使叶紫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不吃人的地方，没有可以容许痛苦的人们生存的一个角落……”；“剑仙、侠客、发财、升官、侠义的报仇，……永远走不通的死路！”（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叶紫故居的内屋情形，墙上照片为青年时代的叶紫和汤咏兰。
大概是年底，叶紫流浪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他总结前面的曲折与苦难经历之后，决定留下来，在上海寻找机会。“我不能再乱冲乱闹了……我要埋着头，郑重地干着我所应当干的事业。”（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到上海后不久，叶紫便联系上了自己在益阳兰洲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卜息园，经其介绍，叶紫加入了共产党组织。随后，二人受命同返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不料，卜息园很快便在湘阴被捕，并于年5月10日，被砍杀在长沙浏阳门外。临刑之前，卜息园曾化名王世昌，从狱中专门给汤咏兰写信告之险情，才使得叶紫及时转移，重新逃回上海。这件事情对叶紫的刺激很大，念怀一生，以至于他把自己后来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丰收》，专门用来纪念卜息园。可见卜息园给叶紫的影响，也可见叶紫对卜息园的感恩程度。
侥幸逃回上海以后，叶紫又曾一度被奉派到浙江温州的玉环岛，去组织红军师，但因种种原因，未获成功。年，他以“共党嫌疑犯”罪名被捕，关进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牢，直到八个月后，才被营救出狱。在此期间，叶紫的母亲刘氏，与未婚妻汤咏兰，曾先后寻至上海。叶紫出狱后，遂即组织家庭。年、年、年，女儿蒂丽、儿子维太、雪驹，相继出生，这让叶紫尽享天伦的同时，又加重了身上的负担。迫于生活上的压力，叶紫不得不四处寻工，奔波于各种职场。据说，叶紫在那一时期，做过店员、苦力、警察等不同工作，也编过刊物，教过弄堂学校，甚至还曾一度到西林寺，为和尚们抄写签条……
青年时代的叶紫，英气逼人。
正是在迷茫曲折与艰难困顿中，为了寻求慰藉，排遣苦闷，弥补“破碎的灵魂”，叶紫开始接触文学，“由传统的旧诗、旧文、旧小说、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一直读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终于，通过大量的阅读，叶紫那郁积心头“千万层隐痛的因子”，犹如地壳下沸腾的熔岩，在文学中找到了释放的出口。于是，他毅然拿起了笔，开始“去刻划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伤痕”（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年12月，叶紫与自己在一个函授学校任教时结识的文友----浙江宁波青年陈企霞一起，在上海南市尚文路文庙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召集一帮文艺青年，成立了“无名文艺社”，并创办《无名文艺》月刊和旬刊。关于这个社名的由来，茅盾曾在次年发表的《几种纯文艺的刊物》一文中写到：“据说‘无名文艺社’组织的发生是一幕‘悲剧’：大概是一年前吧，有一位青年作家因为‘无名’，他的作品被某书局拒绝了，后来这位青年作家悒悒而死，他的朋友们为纪念这死友以及反抗书坊老板的压迫就组织了这个‘无名文艺社’”。后来，有不少人都猜测，茅盾所说的那个怀才不遇的死友，就是卜息园。因为叶紫在《丰收》的扉页题有：“纪念我的亡友卜息园”。但这些，其实都只是妄加揣测而已，不论这个“死者”是谁，也不论“无名文艺社”的成立，缘于何故。总之，这个激进的文学社团，在叶紫等人的极力倡导和热心组织之下，正式成立了，并以一种勇猛姿态闯进“庞杂的文坛”，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开拓一条新的文艺之路”（叶紫《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叶紫和陈企霞等人一起，于年创办的刊物《无名文艺月刊》。
年6月1日，《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问世，叶紫任这期杂志主编。他在发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发刊词——《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以外，还首次使用“叶紫”这个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丰收》，由此而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自此，叶紫这个笔名，便取代了他的原名余昭明，为世人所知。
说起叶紫的笔名，也颇有深意，“叶”是叶紫祖母的姓，是叶紫为了纪念他那颠沛流离、双目流血失明，并惨死于华容县罗家洲的老祖母；“紫”是血的象征，叶紫曾说过，他是从血泊中爬过来的人。单从这个笔名，就可以看出，叶紫的激愤程度，仿佛是要通过写作，把每个字都攥出血来……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以后，叶紫曾请同人钟望阳，给仰慕以久的鲁迅寄过一本，并和了一封自己的信。不想，鲁迅收到信后，很快便作出了回复，并告诉叶紫，要想把刊物继续办下去，须注意一些策略。这封信对初出茅庐的叶紫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同年6月，经叶紫的同乡周扬引荐，由谭林通、胡楣（女诗人关露）介绍，叶紫和好友陈企霞一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之后，他在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座谈会上，常常得到鲁迅和茅盾等文坛宿将的指点。年冬起，叶紫开始与鲁迅保持通信，不时地聆听鲁迅的教诲。此后，叶紫的文学创作，有了很大发展。他分别以叶紫、叶子、紫、阿紫、阿芷、阿止、杨镜英、陈芳、杨樱、柳七、黄德、辛卓佳等笔名，在《文艺》、《文学新地》、《当代文学》、《中华月报》、《现代》等报刊上，频频发表小说和散文，可谓成绩斐然。
鲁迅先生。他对叶紫关怀备至，曾多次支助叶紫，并自己拿钱介绍画家黄新波为叶紫的新书刻制版画。
年4月至12月间，与叶紫同在左联一个创作组的聂绀弩，担任着《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主编，他很同情叶紫的遭遇和处境，遂以每月六十元的高薪，邀请叶紫作为自己的助理编辑。这对叶紫无疑是一种雪中送炭，不仅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大大地改善了他们一家的生活，而且也使叶紫可以利用约稿的机会，单独去接近鲁迅，从而跟鲁迅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
黄新波为叶紫的小说《丰收》刻制的版画。
与鲁迅交往之后，叶紫的人生，可谓重新揭开了一页。而当鲁迅获悉了叶紫的悲惨身世与经历之后，也是对他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在现存的《鲁迅日记》中，约有五十余处，记载了他与叶紫的联系：始于年4月28日“得叶紫信”；终于年10月6日“上午得芷夫人信，午后复，并钱五十。”而在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主编的《鲁迅书信集》中，也同样收录了鲁迅写给叶紫的多封书信。鲁迅的有些书信，涉及到叶紫的创作，甚至是逐字逐句地帮助叶紫推敲，真可谓用心良苦。而据叶紫后来跟许广平透露，这些信件，还只是鲁迅写给他的很少一部分。遗憾的是，大部分书信，都在颠沛流离中失散了。由此可见，鲁迅对叶紫的扶持与关爱程度，早已是视如己出了。
正是在鲁迅的支持与支助之下，年，叶紫与东北来的青年作家萧军、萧红一起，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了“奴隶丛书”三种----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鲁迅还分别为这三本书，撰写了序言，在《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深中肯綮地评述了叶紫独特的生活道路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创作倾向：“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木’，是办不到的。……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叶紫的签名。
由于鲁迅的广告效应，“奴隶丛书”一经问世，便大获成功，叶紫也因此小获“丰收”，得到了不少稿费。对此，叶紫自然是心存感激。为了不辜负鲁迅对自己的期待，之后的叶紫，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创作之中。可惜，好景不长，年10月，叶紫因劳累过度，诱发肺病和肋膜炎，医院休养。当时，已经重病在床的鲁迅，得知这一情况后，念念不忘，于当月6日还致信给叶紫的夫人汤咏兰，并资助了50块大洋为叶紫治病。不料，十三天之后，即年10月19日，鲁迅自己却因肺病发作医治无效，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的寓所内，遽然逝世。噩耗传来，叶紫悲痛万分。尽管医生一再嘱咐叶紫，要卧床休息，不能激动。但他还是不顾医生劝告，带病前往万国殡仪馆，参加了鲁迅的吊唁仪式，并于20日，含泪写下了《哭鲁迅先生》的悼词：
我患着肺结核和肋膜炎，
他写信来，寄来一包钱，对我说：
“年青人，不要急，安心静养，
病自然会好的。”
但是，忽然地，朋友们来告诉我他的恶消息，于是我哭了起来。
医生跑来对我说：
“你底热度太高，你不能哭。”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看护跑来对我说：
“我们不许你伤心，不许你哭。”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我们不但是死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战友，而且失掉了伟大的民族底魂魄！
这——我怎能不哭呢！
从叶紫的这首悼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爱戴与尊敬，也可以看出他和鲁迅的感情。虽是两代人，但却同声共气，甚至连病都一样，不能不说是天地同出，前世缘今生情。那么，鲁迅和叶紫，同时患上传染性极强的肺病，是不是跟他们过密的交往与相近的体质有关呢？我已经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自打鲁迅离去以后，叶紫便基本辍笔，正在写作的中篇小说《菱》，也宣告夭折。
鲁迅先生的葬礼。当年为其抬棺者，有巴金、胡风、靳以、萧军、张天翼、姚克、鹿地亘（日本）等人。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居住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开始奔赴抗日救亡的前线。而叶紫却因家庭拖累，且疾病缠身，不能同行，非常苦闷。据作家任钧回忆，叶紫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二：一是靠卖《丰收》等书所得，二是靠朋友们接济。但是，战事一起，这两个经济来源，均被切断。叶紫痛苦万分，病势也一天天加重了起来。前线不能去，上海也无立足之地，叶紫似乎只剩下了最后一条退路，那就是回老家益阳。于是，他又抱着病体，开始四处奔走，筹措回湘的路费。终于，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叶紫得以程行，于年9月中旬，携带妻小（长子维太于年不幸在家乡水灾后的瘟疫中夭折，母亲也于年3月3日在上海逝世）离开上海，踏上了归乡之路。
这之后，叶紫率眷，从上海沿江而上，辗转于南京、武汉等多地，终于在中秋节之后，回到了阔别整整十年的家乡。但是，抵达益阳后，一家人尚未来得及安顿，叶紫便因旅途劳顿而倒下，一病不起，只好又被送往省城长沙就医。
那时候的长沙，在华北沦陷后，已成为抗日文化的大后方。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迁湖南后，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已于年底正式开课。与此同时，更多的工商业也陆续迁至长沙，一时间，熙来攘往，使长沙成了一个繁华之地。叶紫置身于其中，虽是为了就医，但也受到某种感召，未能放下静下心来休息。期间，他不仅抱病与魏猛克、潘天茨、张天翼、蒋牧良等人，一起参与了《大众报》的工作，而且还敦促其原来在《大众报》工作的堂弟，即他四叔余璜的遗子余昭望，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过度操劳，且忧于贫困，叶紫在医院，病情却一点没有好转。无奈之下，他又于年上半年，重新回到了益阳。
叶紫回到益阳之后，寄住在兰溪镇小河口北岸的渡口边，租的是老渡夫刘少山的半边茅屋。我儿时曾去小河口走过亲戚，那是两河交汇的一个三岔口，靠近兰溪镇。兰溪镇是益阳县下属的一个行政镇，素有“小南京”之称，因其水路发达，所以，自明万历年间设市以来，就一直是益阳重要的商业集市之一。不过，叶紫住的小河口，离兰溪镇还有点距离，实际上是乡村与集市的接壤处，是一块乡野之地。在我儿时，那一带尚未开发，我每次跟大人们走亲戚，路过那条堤坝路，都免不了踩上一脚烂泥。所以，我对那一带，并无多少好感。然而，在叶紫的描绘中，那里却成了一个桃花源世界，美不胜收。年3月，叶紫在给友人张天翼的信中，就是这样描绘小河口景色的：“不但风景佳绝，空气新鲜，宜于养病，并且交通便利，消息灵通，简直是一块仙境啊！……春天了，眼前的一片青翠，黄的菜花，红白的桃李，对岸的小市镇，就像镜子里面画的画似的，横挂在我的面前，左边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大石桥。”
显然，这是叶紫的美化，是他用文学的修辞与想象，掩饰了自己窘困的现实。在同一封信中，他还附了一首充满自嘲的对联：“住虽只三尺地，且喜安心，小堂屋中，任我横行直闯；睡足了五更天，若嫌无事，大堤坡上，看他高去低来。”
也许，摆脱了上海那种窄小阴暗的亭子间，现在回归到宽敞而明亮的土地上，叶紫确实有某种欣喜。但毕竟那只是苦恼人的笑，昙花一现而已。我倒是从叶紫为张天翼抄录自己写给渡夫刘少山的一首古体诗中，读到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经年风雪鬓毛灰，
放荡江湖一酒杯。
苦煞夜寒更漏水，
隔河人把渡船催。
对于一个穷困潦倒，且又疾病缠身的失意文人而言，“苦煞夜寒更漏水”，才是其真实的人生写照。而“隔河人把渡船催”，更像是入不敷出的叶紫，在期待着救援，盼望着命运的某种转机。正如他在信的末尾写到的那样：“关于接济的话，也希望能够源源而来……”（叶紫《致张天翼》）
我看过叶紫那一时期写的不少日记，里面有许多流水帐，记录了不少外地文友，给他邮寄的钱票数目，其中不乏一些文坛大家。据说，郭沫若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还曾派专人，送了八担谷和一支钢笔到益阳给叶紫，可见文坛并没有忘记这位命途多舛的文艺青年。而叶紫也是心系着外面的世界，于病塌之中，依然“关心着世界大局，担心着祖国的存亡，关心着全世界的文化事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的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责任”（叶紫《星?后记》），并以惊人的毅力，一边扶病写作构思已久的“大的、纪念碑似的”（叶紫《星?后记》），反映湖南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一边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但终因膏肓之疾，而不得不撒手作罢，留下了千古遗憾。年10月5日，叶紫病逝于他所租居的茅屋中，走完了短促而充满苦难的二十九年人生旅程。
叶紫死后，被葬在老家余家垸的新塘边，与他父亲和二姐的坟相对。年，益阳政府为了纪念叶紫，将他的坟墓，迁往会龙山公园对面临江的狮子山上。年，因为修建自来水厂，叶紫的墓地被夷平，变成了蓄水池。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在叶紫的家乡益阳，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包括我这个亲戚，对于叶紫，也是一问三不知。
我最早知道叶紫，不是在叶紫的姐姐余裕春老人那里，而是通过汤咏兰，即叶紫的遗孀，时间大概是年左右。那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随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社会开始了拨乱反正，纷纷落实原来的政策。这让早已迁居广州的汤咏兰老人，一个久悬未决的心愿，也似乎看到了落地的机会，那就是为叶紫正名，重新修建叶紫墓。于是，汤咏兰老人便从广州回到益阳，为此而奔走呼吁。因其在益阳早就没有了家，且叶紫的直系亲属，如俞裕春老人等又大都居于乡下。所以，汤咏兰老人只好暂住在我们这个远亲家里。有关叶紫的一些信息，我就是那时候才知道的。
汤咏兰老人年元月写给我父亲的信，从中确认她在我家居住的时间是年。
叶紫死后，汤咏兰独撑家庭，一个人抚养一双儿女，其生活压力，可想而知。正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汤咏兰后来只好带着儿女一起改嫁，远赴了他乡。那段辗转反侧的经历，我已经不得而知，汤咏兰老人对过往的事情，也从来都是守口如瓶，只有一张叶紫的照片，一直伴随着她，从中也可以看出汤咏兰对叶紫的牵挂，可谓是一往情深。正是通过汤咏兰随身携带的叶紫照片，我才对叶紫有了形象上的认识，这位三十年代蜚声上海滩的左翼青年，的确英气逼人，有着文学家特有的浪漫气质。可惜英年早逝，不然，一定会有更大成就。这，就是我儿时，对叶紫的感觉。
重修叶紫墓一事，经过汤咏兰老人，以及叶紫生前的一些文坛好友们的极力争取，终于有了眉目，受到了某些高层人士的注意。年左右，益阳政府专门立项拆资，为叶紫在资江边上筑起了一座纪念台，并树了一块巨大的纪念碑，上面还铭刻着鲁迅为叶紫的小说《丰收》写的序。一颗陨落的文星，终于再次亮起，在他家乡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一时期，由于纪念叶紫的活动陆续展开，经常会有一些与叶紫有关的文坛老前辈，往来于益阳，而我们家作为叶紫的远亲，且我的父亲，也同样喜欢文学创作。所以，也就自然成了一个益阳文坛的小驿站，一时间，变得门庭若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起来。
在众多文坛人物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叶紫的堂弟，即被叶紫促其北上参加了革命的余昭望。余昭望在文坛的影响力，虽不及叶紫，但也是大名鼎鼎，早年在延安曾与李克农共事，后来又多年负责安徽文联的领导工作，曾担任《新民晚报》和《安徽文学》的主编。余昭望老人在我家住过多次，且每次时间都较长，前前后后加起来，足有半年之久。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比别人都要深刻。
余昭望老人写给我父亲的书信，加起来足有近百封。信的内容涉及多方面，有家事，也有关心父亲等人的创作情况，还有询问我和姐姐的学习与身体状况等等，可谓无微不至，充分体现了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心。
余昭望老人，块头很大，结结实实，要不是战争期间受过腿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地变成了瘸子，单凭他的威风，也一定是个当将军的料。不过，余昭望老人自己却不这么看，他说文学才是他的命根子。他还经常教导我，要我好好读书，告诉我书中自有黄金屋，学好了以后能派大用场。可惜，那时候我年少无知，不懂事，全把老人的话，当耳旁风了。虽然余昭望老人劝学的话，我听不进去，但老人家讲的故事，我却是听得陶醉入迷。关于他在江湖上如何学艺，如何又在战争之中，出生入死的那些经历，就像一部英雄史诗，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余昭望老人揣摩到了我当时的心理，看出了我对学习没有兴趣，便开始曲线救我，答应教我武术，但条件是每天背一诗唐诗。那时候，正是武术盛行的年代，街头巷尾的青少年，都以谈论少林寺、霍元甲等为资本，以摆动几个武术招式为风尚。父亲告诉我，余昭望老人可是武林高手，有这样一位高手愿意给自己支招授艺，背点唐诗又算得了什么！我欣然答应，不知不觉，也就被余昭望老人牵着鼻子走了。
余昭望老人的来信中，多次询问我和姐姐的学习情况，以及我的腿伤，令我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感动。
当然，最后我的武术，也并没有学成，余昭望老人走后，没有人敦促，我一松懈下来，便没有再坚持。现在想来，也颇有些遗憾，毕竟我所学的一招一式中，贯穿了余昭望老人的心血，也凝聚了我少年时期的许多英雄梦想。不过还好，虽然武术锻炼，我没有坚持下来，但当年背诵的那些唐诗，却有很多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想一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也许，这本就是余昭望老人起初的安排与设计吧，它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后来也像叶紫一样弃画从文……
弹指一挥间，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如果不是碰巧买到叶紫的这本散文集，许多往事，可能会在我的记忆中隐匿，很难再复现。这就是所谓的触景生情，历史的再现，有时候需要物证。回到叶紫，他一生所经历的磨难，遭受的痛苦，当然已经不是我们生活在今天太平世界的人，所能够理解到的。不过，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叶紫留下的文字，我却能够触摸到他的时代，感受到他身体里面涌动的烈火。有道是“真诗在民间”。的确，没有苦难扎根于生活底层，文学是虚无飘渺的；没有源于内在生命激情的喷发，小说是惺惺作态式的。而这两个后者，恰恰是现在太平世界的流行文式，也是今天物欲时代的语言修辞。幸好，我还有一些先前的生活底子作为铺垫，有像叶紫这样一大批文学前辈输送营养，才不至于从文以后，把文字变成一种语言游戏。看来，这也是前世今生的一种缘分。冥冥之中，我要步叶紫的后尘，像他一样经历坎坷，却仍然从容，仍然执著。
通过余昭望老人的这封信，我知道了余裕春和汤咏兰的关系并不好，也了解了其中缘由，是一份很珍贵的家族关系的证明材料。
孟子早就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想，这也应该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警示吧。尽管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也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我绝不能自满，因此而丢了民间的本色，忘了底层的艰辛。因为我跟叶紫有个约会，注定了要将他的那支笔接过来，往下传承。
．3．17于通州
．11．20改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