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时仅56岁，而他的二弟周作人活了82岁，三弟周建人活了96岁，鲁迅的母亲亦享年86岁，相比之下，鲁迅堪称短寿。鲁迅身体并不好，但还不至于到早死的地步。对于鲁迅早逝，其亲友均深感意外。当时中日即将爆发全面战争，而鲁迅最后一任主治医又是日本人须藤五百三，故“鲁迅被日本医生暗杀”一说不胫而走。年后，周建人、周海婴（鲁迅的独子）均曾撰文提出疑点。年2月22日，上海市组织“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经医学专家认定，鲁迅死于气胸（指气体进入胸膜腔，造成积气状态，属肺科急症之一，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及时处理可治愈），而非以往认定的肺结核，而须藤医生在《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已明确说“谅已引起所谓‘气胸’”。可见，须藤断症准确，但他采取的治疗方法却匪夷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暗杀的嫌疑。
其实，对须藤五百三医生的治疗有所怀疑，是鲁迅逝世时许广平、周建人等家属当时就产生的(批注和伏笔在须藤医疗报告的末尾用括弧所注的两行字：“追加疾病名称：胃扩张，肠迟缓，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应该就是家属当年留下的)，而且早在年10月通过周建人刊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就已公开化。海婴先生在回忆录58页上明白交代了这件事，他说：“关于父亲的死，……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为什么会有这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原因在于，许广平发现须藤医生在鲁迅死后应治丧委员会要求写的医疗报告上做了手脚。也就是周建人告诉海婴 的：“(你)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 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 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61页)请秋石先生注意，这不是海婴的话，而是周建人的话。任何人想要为须藤医生洗清干系，都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关节。我不理解秋石先生花了那么多篇幅进行考辨，却为什么独独不考辨周建人所说的这一段关键情节，为什么不找须藤医生写的这份 医疗报告来研究一下。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肋膜积水的检查与治疗时间提前了整 整3个月——从年6月提前到了3月份。报告内容哪些是真实的记录，哪些是子虚乌 有的编造，我们只要同鲁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对照起来考察，不难真正厘清。
鲁迅在年8月2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这里说得很明确：到8月27日为止，“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须藤五百三在他的医疗报告中却说至8月7日已抽过4次，两者明显不符。好在都有日期，我们可以由后而前一一核对。
须藤提到的最后一次抽取肋膜积水是8月7日，查鲁迅日记，这一天确有如下记载：“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此与须藤报告完全吻合。
倒推上去两次，分别是6月23日和6月15日，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这两次抽取肋间积水的记载，原因是6月份鲁迅病重，自6月6日起即无法记日记。从情理和事实上说，这两次抽液治疗应该是进行过的(日期可能比报告提到的要晚，大约在6月下旬)。做这种推测，重要依据有二：一，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邀约了美国肺病专家邓恩(DUNN)医师 到鲁迅家中看病(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由许广平介绍病情，茅盾翻译，在座的还有一个多月前从陕北到达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邓恩医师用听诊器对鲁迅胸部进行听诊，还用手指作了细致的叩诊，前后“足足听了二十分钟”(参阅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页)。他认为鲁迅病情复杂凶险，指出鲁迅肋 膜间已有积水，判定鲁迅不但有肺病，而且正患着结核性肋膜炎，因而建议对病人实行 抽取肋间积水以消炎退热的治疗方案。事后，须藤医生也来到鲁迅家中，却不同意邓恩医师的诊断，认为“肋膜里并无积水”(见周建人《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二，到6月15日，医院拍摄了胸部X光片，其结果竟与邓恩医师的诊断非常相近，证实年青时起鲁迅就两度患肺结核，还有肋膜炎和中度积水等。在这种情况下，6月下半月须藤也不得不改口并采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逻辑的。至于须藤医疗报告中所说的3月2日就怀疑鲁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声响”，3月19日“作突刺试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公分”，这些在鲁迅日记中均无记载。3月2日日记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 生来诊，注射一针”10多字。3月19日的鲁迅日记只记：“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3月28日的日记为：“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 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 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 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 沉珠记》下集。”后两天日记无一字提到医疗方面。两者如此不符，会不会是鲁迅漏记 呢?不可能。鲁迅的习惯是：凡须藤医生诊病或注射，日记中必作记载。因每次诊病均 须给医药费，漏记就会出差错。3月份日记中共记到须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小事，他都没有放过；像胸部穿刺试验和抽取肋间积水这类比较重大的医疗措施，鲁迅绝不可能遗忘。所以，医疗报告中提到3月份这一次穿刺试验、一次正式抽液，我认为只能是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后的编造。从情理上分析判断，这种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试想：如果3月28日这天须藤真的对病人“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 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信、复信、购书、付印证、接待萧军夫妇和三弟及弟媳、侄儿吗? 还会有这样好的兴致陪伴朋友、亲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吗?据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CC 目击者海婴回忆当时情景说：……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解开着。我顺眼一望， 他的胸侧插入一根粗的针头，尾部还有一段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着一只广口粗瓶，其中盛有淡黄色液体的半瓶，橡皮管子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速度不很快，似乎与呼吸起伏相适应。……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间积水CC需时不会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鲁迅当天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记?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鲁迅在致赵家璧信中还在 抱怨：“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既然直到5月31日下午，须藤五百三还表示不赞成邓恩医师关于鲁迅患结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间积水的诊断；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鲁迅发烧的原因“由肋膜而来”(见前引鲁迅致曹靖华信 )；那么，须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怀疑鲁迅为“胸膜炎”并实行胸肋穿刺抽液治疗呢?这不是在“死无对证”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伪造病历吗?无怪乎当年许广平一眼就望穿这把戏而要产生怀疑了!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 秋石先生对赵平声所提供的须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日语称作“在乡军人” )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 从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 性谋杀计划?”这里所谓的“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 划”，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断，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事实上，鲁迅经常请须藤看病，是从年7月才开始的，直到他逝世，总共才两年多，何来所谓“五年左右的时间”?至于对须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读读前述周建人年发表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一文就会知 道，当年提供情况者对须藤的政治面目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不但说到“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的会，是一个侵略性的团体，须藤担任副会长”，而且居然“ 知道须藤家的电话里所讲的多般(半?)不是医药上的事情，却多数是中日之间的交涉与冲突”。可见此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应该与须藤有一点特殊关系，甚至肩负一点情 报任务。从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所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载《作家》 杂志第2卷第2号，年11月15日刊出)来看，须藤为人虽似谦和，医疗收费亦较低廉 ，但却很了解和注意鲁迅的政治态度。文中曾经记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一段颇有意味的对 话：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引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 ，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
这段多少有点暗含机锋的谈话，值得人仔细捉摸。当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 以成为怀疑须藤医生有意“谋害”的依据(误诊和伪造治疗经过则完全可以肯定)。因此，我很赞成海婴先生的说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海婴采取的态度是：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的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受到误解和责备。小编认为：从霍元甲、吴佩孚、汤恩伯，溥仪王妃谭玉玲等都死在日本医生手里，这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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